近年频现的“亡者归来”与“凶手再现”，使得法院在案件的掌握上一再提高标准，尤其是证据的审查上以最为严苛的标准进行要求。与古时相比，现今证据搜集更为全面、科学，但笔者深觉，对证据的严重依赖和片面苛求，使得今日刑事案件比之古时少了更多智慧，当然这些散落于民间的智慧有其故事性，然而其也恰好展现了不同于今日的证明标准。
沉夫唤妻
明代作家祝允明在他的《枝山前闻》里记载过一个很有名的事例，后来明末作家冯梦龙又以“沉夫呼妻”为名把这个事例编入了他的短篇故事集《智囊补》。
 
　　浙江湖州有对老朋友赵三与周生，他们两个人商量着要一起到南京去做买卖。可是赵三的妻子孙氏不愿意丈夫离开他出远门，夫妻两人为此吵闹多日。孙氏连着周生一起骂，可是赵三还是打定了主意要走。到了约定出发的那天，赵三为了躲避妻子的纠缠，黎明时分就上了早就约定的航船。上船后看看时间实在太早，就在船上打起了瞌睡。想不到船主张潮看见他带的包裹里有准备做买卖的本钱，就偷偷的把船开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赵三扔到水深的地方淹死。然后把包裹藏好，又把船撑回来，假装在船上睡觉。 
　　周生到了船上，看看船上没有赵三的人影，就也只好在船上等待。可是等了很久，赵三还是没有出现，觉得很奇怪，自己又不便去见孙氏，就要张潮到赵三家去催促。张潮到了赵家的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喊：“三娘子!”孙氏开门后，张潮就问：“三官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上船? ”孙氏吃惊的说：“他一早就出门去了，怎么会到现在还没有上船？”张潮回报周生，周生也觉得奇怪，就和孙氏分头去找，连找了三天还是没有踪影。 
　　周生惟恐自己受牵连，因此就写了状子呈送到县衙门。正好遇到那个知县又是多疑的，怀疑是孙氏与人通奸，故意谋害丈夫。总是想从孙氏身上找到线索，百般查询，也没有什么证据。这个案子就这样拖延不决，正要不了了之的时候，有个京城大理寺的杨评事来本地检查审判卷宗，读了这个案子的卷宗后，说：“这张潮叩门便叫三娘子，定知房内无丈夫。” 
　　他向知县指出这是个大疑点。这才扭转了侦查的方向，知县开始布置调查张潮，并传唤了船上的其他水手，一一详细审问，知道了那天确实是曾经先开过船。找到证据后，张潮也无法抵赖，这才服罪。
 
零口供定案的古今差异
依常理，张潮叩门应叫未登船的赵三，但其一开口即叫三娘子明显不合符常理，由此杨评事推断张潮为凶手实为发现了张潮先入为主的主观判断。按照演义标准，该案最终回到了青天断案，一切大圆满的TVB结局。
但是如果张潮闭口不认，则在案件的裁判上就到了零口供如何定案的问题上来了。
今日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对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直接排除，但在古时并没有非法证据排除，反而通过刑讯取得的供词是破案的常态手法，所以零口供定案作为今日的难题在古时并不存在。不过作为法治的进步，笔者对刑讯逼供以及非法取证同样举双手双脚极力反对。
 
讼师的价值在于头脑，而非仅仅评判证据
    在古时，断案更多依据法官的智慧，从经验入手，转至被告人自认，从而寻找其他证据相印证，这和今日的破、断案大相径庭，当然，方法的不同有其制度差异和社会进步等原因。但而今一味追求证据确实充分，实际上放弃了辩护、裁判的本来职责。
部分刑事案件只看证据，开口闭口就是证据如何、如何，忽视证据之间的逻辑联系以及基本的经验法则，实则掉入了死局。
如果法官是为了证据谈证据，那么则会被引入“方唐镜”之类的圈套，从而黑白颠掉、是非扭曲。如果辩护是为了证据谈证据，那么则无法回归到案件的辩护实质中来，可看性极低。
 清代名讼师钱延伯，早年处理一难案。少女倚窗远眺，楼下恶少顿生恶念，对窗脱裤，嬉皮笑脸，猥亵难言。少女无意窥见，羞愤不能自容，唤来丫鬟哭诉，后上吊自尽。其父屡次控诉，官府以法无明文不准。钱延伯受二千金，状子中有两名句：调戏虽无言语，勾引甚于手足。
  此案之所以棘手，无非少女自杀，确非谋害，且属猥亵，又乏证据。《大清律例》规定：“凡语言调戏，手足勾引，因而致死者论斩刑。”恶少之恶行，谓为调戏，则无语言；谓为勾引，又非手足，断难坐以杀人大罪。讼师下笔如刀，轻轻添上“虽无”“甚于”四字，将纨绔子弟之恶相，刻画地活灵活现。恶少终以大辟论罪，钱氏之名大噪。
  另有乡绅之女，为恶棍强暴，且勒索金镯而逃。罪犯落网，送至官署。乡绅欲置之死地，又不愿提及逼奸情形，向李讼师讨教。讼师听罢，将诉状中“揭被夺镯”四字，改为“夺镯揭被”，解释道：“前者目的在谋财，揭被不外是手眼而已，只犯一项罪名；夺镯揭被，则是先劫取镯子，后实施强暴，两罪俱发，必死无疑。”乡绅大为叹服。
笔者认为，案件的辩护、裁判实为一种高明、智慧的学问，其中对逻辑的运用、知识的延展和思维的考验是一顶一的考究。如果案件只谈证据，忽视辩护人、裁判者的智慧，从而简单粗暴的归纳出证据不足或者证据充分实为对该职业的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