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板耳机、不打苹果标，只因一个AirPods弹窗被刑拘，商标犯罪如何有效辩护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

“张主任，我这耳机上一个苹果的标都没印，包装、宣传也从来没打过苹果的旗号，就因为连上手机弹了个窗，怎么就成假冒注册商标了？”

今天我要讲的，是这两年越来越多的一类新型商标犯罪案件：白牌蓝牙耳机。货是白板货，机身没有半个苹果logo，可只要一连接手机，屏幕上就会弹出一个带着AirPods字样的配对窗口。正是这个窗口，让一批老板和员工，被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送进了看守所。

我先把结论摆在前面：通过蓝牙识别码触发手机系统弹窗、显示他人注册商标，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已经被普遍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商标性使用”。在不少地方，都有已经生效的有罪判决。

一、商标犯罪该怎么打？

按照2025年司法解释，违法所得达到三万元、或者非法经营数额达到五万元的，就属于“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旦数额达到上述标准的十倍以上——也就是违法所得三十万、非法经营五十万以上，就升格为“情节特别严重”，法定刑直接跳到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可以说，数额怎么算，直接决定当事人在哪个量刑区间里。而恰恰是在数额计算上，很多指控存在明显的虚高。

第一个问题：涉案金额到底按什么价格算？

司法解释第二十八条规定了清晰的计算方式：已经销售的侵权产品，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算；尚未销售的，按查清的实际销售平均价格计算；平均价查不清的，按产品标价；连实际价格和标价都无法查清的，才退到最后一步——按被侵权产品，也就是正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

白牌耳机实际卖多少钱？往往几十块、一两百块。而正品AirPods的市场价，是它的几十倍。如果办案机关图省事，直接按苹果正品价格来核定货值，认定的非法经营数额会被放大几十倍，量刑档次可能因此被生生抬高。

辩护律师需要坚决把计算标准拉回到“实际销售价格”这第一顺位，而不是让它滑到最后一步的正品价。

第二个问题：仓库里的白板耳机，能不能全部算进去？

很多办案机关到现场一扣押，就把仓库里所有耳机、店铺全部流水，一股脑全算成非法经营数额——这明显是错误的。

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讲得很清楚：对于已经制作完成、但尚未附着或尚未全部附着假冒注册商标标识的产品，只有在有证据证明该产品将用于假冒他人注册商标时，其价值才计入非法经营数额。

落到白牌耳机上，就是两条具体的剔除规则：

第一，只有实际刷入了弹窗固件、能够触发AirPods弹窗的耳机，才属于侵权商品。那些纯白板、没有刷机、不触发任何弹窗的合法白牌耳机，必须全额剔除，一分钱都不能计入。

第二，如果厂家只出售白板耳机，刷机加弹窗完全是下游商家自己私下操作的，那么这部分销量的责任，不能溯及上游厂家，对应的货值和流水，必须全部打掉。除非有证据证明，上游厂家明知对方用于假冒、还专门配合，否则不能让卖白板的人，替下游的侵权行为买单。

第三个问题：已销售和未销售，要分开算。

已经卖出去的，和仓库里还没卖出去的库存，法律评价不同。针对销售环节，司法解释明确：假冒商品尚未销售，货值金额达到入罪销售金额标准三倍以上的，按犯罪未遂处理；已售部分不足标准、但与未售货值合计达到三倍的，也有专门的计算规则。

既未遂的区分，直接影响量刑。把库存一律按既遂全额计入，往往会显著加重当事人的刑责，这是我们必须争取的地方。

二、厂家如果只提供了一次固件，要不要承担全部发货量的涉案金额

不少办案单位指控的逻辑非常简单：你作为厂家，既然给过一次弹窗固件，那后面人家卖出去多少耳机，你都算共犯，全部金额都挂在你头上。

在我看来，这违背了刑法上共同犯罪和因果关系的基本规则。

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划定了知识产权犯罪共犯的范围：明知他人实施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而为其提供生产技术、配方、原材料、资金、场所、运输等帮助的，才以共同犯罪论处。

请注意“明知”和“帮助”这两个前提。共同犯罪，首先要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也就是事前或事中的通谋；其次，帮助行为要与具体的犯罪结果之间，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由此，张家豪律师认为：

第一，单次提供通用蓝牙固件，事前没有通谋，不能仅凭“给过软件”就推定具有共同犯罪的主观故意，关键看提供者是否明知对方专门用于侵权。

第二，下游商家拿到软件之后，自行复制、批量刷写、一轮轮扩大发货规模，这部分已经超出了单次提供行为能够覆盖的范围。下游自己做大的盘子，刑法的因果关系在这里已经切断，不能无限往上追溯。简言之，任何人，只对自己直接参与、与其行为有直接因果对应的数量负责。下游偷偷做大的规模，凭什么要上游来背锅？

除了金额辩护，主从犯认定也是关键。

即便固件提供者最终被认定构成共犯，也往往处于辅助、次要的地位。辩护律师应该结合其在整个链条中的实际作用、获利多少、是否参与决策和销售，主张认定为从犯。

三、量刑与出罪：不起诉、缓刑与赔偿保证金提存

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明确了宽严相济的口径：认罪认罚的、取得权利人谅解的，可以依法从轻；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再加上自首、坦白、立功、退赃退赔这些常见情节，对于数额刚过入罪门槛、初次犯罪、积极配合的当事人，争取不起诉或缓刑，是完全有空间的。

我自己办理的一起涉案金额近200万元的商标犯罪案件，最后能成功争取到缓刑，靠的并不是拿谅解，而是巧妙运用了赔偿保证金提存——用提存行为固定悔罪态度，即使没有拿到正式谅解书，法院依然将其作为从轻处罚、适用缓刑的重要依据。包括我和团队手里多起不起诉、缓刑的案件，都是用这个方法破的局。

图：张家豪律师团队从取保候审（释放证明书）、不起诉（不起诉决定书）到缓刑（刑事判决书）的全流程辩护成果

【本文作者】

张家豪律师，现任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主任级律师，长期专注于知识产权犯罪、重大经济犯罪及重特大刑事案件的有效辩护。执业生涯中，曾参与辩护多起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的职务犯罪、经济犯罪案件，以及标志性的疑难刑事案件。

尤其在知识产权犯罪领域，张家豪律师长期专注于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罪等商标类犯罪，以及侵犯商业秘密、著作权类犯罪的辩护，对电子化商标、网络直播侵权、白牌商品等新型、高技术化侵权模式具有系统、深入的实务经验。他熟悉蓝牙识别码、通信协议、固件刷写等技术环节，对“商标性使用”“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主观明知”等核心问题，具有精准的法律判断。

在辩护实务中，张家豪律师尤其擅长围绕非法经营数额与鉴定意见开展质证，能够精准识别以正品市场中间价替代实际售价、白板商品不当计入、已售未售混同、共犯认定等典型问题，并据此开展数额核减、从犯认定、退赃退赔，以及取保候审、不起诉、缓刑等全流程、节点化辩护。

近年来，他带领团队成功办理多起重大知识产权犯罪案件，其中一起涉案金额近二百万元的商标犯罪案件，通过赔偿保证金提存等专业方法成功争取缓刑；多起案件获得不起诉、缓刑或涉案数额大幅核减，在知识产权犯罪辩护领域积累了扎实的类案经验与专业口碑。

依托全国知名刑事律所——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处理上万件刑事案件的实战积累，张家豪律师带领辩护团队集体研判、协同作战，坚持团队办案17年，已成功办理上百件重大刑事案件，并为当事人争取到无罪、不起诉、缓刑及大幅降档减刑等有效辩护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