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汪某近亲属之委托，指派智豪律师担任汪某涉嫌贩卖、运输毒品罪一案的辩护人。经会见汪某，查阅案卷材料，参加法庭调查，辩护人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恳请法庭综合全案事实与证据之后，作出公正的裁判。
会见权受到限制的情况
在辩护人正式发表辩护意见之前，辩护人想要向法庭反映一件情况。
201*年5月16日，辩护人接受委托后就前往某看守所要求依法会见汪某。当天15时51分，某看守所以禁毒支队题解汪某外出指认现场为由拒绝安排会见。随后，辩护人来到某公安局禁毒支队递交《接受委托告知函》，禁毒支队承办民警告诉辩护人，当天下午并未带汪某外出指认现场。
辩护人得知该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某看守所所长办公室，接电话的民警称汪某当天下午确实关押在看守所，并表示第二天早上可安排会见。
5月17日9时10分，辩护人再次来到某看守所要求会见，接待民警再次拒绝安排会见，理由是禁毒支队已预约讯问。辩护人据理力争要求会见汪某，但看守所坚持不允许会见。10时30分，辩护人不得不离开某看守所。导致辩护人真正会见时间为第三天，也就是5月18日。
辩护人查阅案卷材料后发现，201*年5月16日，汪某根本没有被提出看守所指认现场；5月17日侦查机关讯问汪某的时间为中午12时12分至34分，和下午15时17分至16时30分。也就是说某看守所是故意限制辩护人会见汪某。
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不仅是打击犯罪的利器，也是无罪人的人权保障。在法庭没有宣判汪某有罪之前，汪某只能算是犯罪嫌疑人，他应该享有辩护权，辩护人也依法享有会见权。某看守所莫名其妙限制会见，不仅侵犯了汪某的辩护人和辩护人的会见权，而且是亵渎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公正性，更可能带来对本案证据收集和事实认定方面的问题。结合辩护人接下来要讲的侦查机关涉嫌伪造证据的情况，可以说从一开始本案对汪某就是一次不公正的审判。
 
正式辩护意见
起诉书指控汪某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其理由包括：
1.王XX的供述及对汪某的辨认；
2.李XX的供述及对汪某的辨认，用于印证王XX的供述；
3.王XX与汪某的通话记录；
4.证人姚XX、被告人刘某某对打款20万元的确认及打款记录；
5.汪某家电梯监控录像、证人张某某对红牛纸箱的确认；
6.汪某家中搜出的现金与汪某收入情况，用于佐证汪某可能从事贩卖、运输毒品活动；
7.汪某的供述中提到“包子”、“馒头”；
8.物证毒品及其搜查、提取、封存、扣押、称量、取样、鉴定笔录与文书。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汪某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应依法宣判汪某无罪。理由如下：
一、李XX的辨认笔录系伪造，指控汪某有罪的供述前后矛盾，不能得到合理解释
（一）李XX对汪某的辨认笔录系伪造，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
李XX对汪某的辨认时间是201*年5月15日8时15分至19分，辨认地点是某区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讯问室（三），辨认目的是“在本组照片中是否有自己供述中叫‘某哥’的男子”，辨认结果是“本组2号就是自己供述叫‘某哥’的男子”。
在本次辨认之前，李XX只有一次供述。讯问时间是201*年5月15日2时8分至7时39分，地点在某区公安局执法办案中心讯问室（三）。在这次供述中，李XX从未提到“某哥”的名字。对于毒品的下家，李XX供述“我不知道，这个要九甲才清楚，买和卖都是九甲在负责”。对于是否还有其他出资人，李XX供述“我不清楚，具体情况只有九甲才知道”。
在本次辨认之后，李XX在看守所有了第二次供述。讯问时间是201*年5月15日16时35分至17时57分。在这次供述中，李XX同样没有提到“某哥”的名字。李XX还供述“九甲给我和鑫某、龙某都说过，我们这次运输毒品的目的地是重庆主城某某坪附近，只是具体下家是谁，我不清楚，九甲也不会给我们讲”。
辩护人认为，既然李XX在辨认前和辨认后的供述中都没有提到“某哥”，那么李XX怎么可能会在辨认中得出“本组2号就是自己供述叫‘某哥’的男子”的结果。很明显，这份辨认笔录不是错别字或者记错时间地点造成的，而是侦查机关在造假材料。
（二）汪某提供线索指向侦查机关违法办案，非法创造辨认机会，并因此导致李XX此后供述指认汪某有罪
辩护人会见汪某时，汪某称201*年5月18日，辩护人第一次会见他后，“有一天在看守所，管教把我喊到一个地方站着，又把另外一个人喊到我旁边，有两个警察在。管教说：‘你是汪某？’我回答：‘是’。又问另一个人是不是‘李X红’或‘李红X’。那个人答是。那天就是你们第一次见我，也就是5月18日。那个人30多岁，皮肤比我黑”。
辩护人要求汪某将该情况反映给检察人员。汪某称，在审查逮捕阶段，他曾将上述情况反映给检察人员，但检察人员认为此事与案情无关，没有记录。辩护人要求汪某将此事如实反映给公诉人。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也向公诉人提交了法律意见书，阐明该情况，要求核实。
辩护人认为，如果汪某所说属实，那么侦查机关明显就是在滥用职权，违法办案，伪造证据。
（三）李XX的供述前后矛盾，应该采信李XX第一、二次笔录
李XX的前两次供述都没有提到“某哥”，并供述不知道毒品下家是谁，王XX并未告诉他，也不可能告诉他。
但从201*年5月19日的第三次供述开始，李XX就改变口供，称王XX亲口告诉他毒品下家是某哥，而且某哥要带20万的货。
很明显，李XX的供述是前后矛盾的。辩护人李XX第一、第二次供述更符合本案事实，此后的供述不符合本案事实。理由如下：
1.李XX的供述前后矛盾，但他并没有对矛盾之处进行解释。第一，为什么此前供述的是不知道毒品下家是谁，而后又改口说王XX亲口告诉他毒品下家是某哥呢。第二，李XX改口说通过肖哥认识了某哥，那么肖哥是谁，在哪里认识了某哥，是否知道某哥的个人生活、家庭、工作情况。如果李XX不能对此进行合理解释，那么就不应采信其翻供的内容。
2.李XX的第四、第五次供述中提到一个重要细节，没有得到其他证据印证，是虚构的。他供述称，王XX给某哥打电话说还打20万过来，当时王XX、李XX、钟某某、刘某某都在宾馆同一个房间内。
对于这个细节，钟某某没有提到四人都在宾馆同一个房间内，并听王XX给某哥打电话的事情。刘某某的供述是王XX直接找到他拿银行卡，并没有所谓在同一个房间内打电话的事情。李XX的这个供述没有得到其他人印证，反而说明李XX是在事后说谎。
3.李XX在5月19日以后的供述提到了第二个重要细节，被证明是虚假的。李XX称“我后来通过九甲才知道某哥没有正式职业，平时主要在重庆主城区从事贩卖毒品为生，我还听说某哥之前因为贩卖毒品被判过刑的”。
但事实上，汪某的犯罪前科是某年某月10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三年六个月，并没有毒品犯罪前科。
4.李XX在5月19日以后的供述中提到了第三个重要细节，也被证明是虚假的。李XX在解释其为什么确定某哥与这次运输毒品有关系时，称“另外这次去云南运输毒品的途中我多次听见九甲在和某哥在通电话，他们虽然说得很隐晦，但我晓得他们是在说毒品的事情”。
这是个虚假供述。
第一，从王XX、李XX、钟某某、刘某某四人出发，一直到5月8日中午，李XX与钟某某乘坐雪铁龙车到达宜宾服务区，等待王XX和刘某某乘坐的丰田车；吃完饭之后，还是李XX与钟某某一辆车，王XX与刘某某一辆车，一直开到南涧县停车；随后李XX与钟某某一起找到了私家车，并让王XX、刘某某一起过来乘私家车去了某县，再一起乘大巴车到临某地。到达临某地后，也就是201*年5月10日早上，王XX一人去南某地。5月11日早上，四人在**汇合。
也就是说，在四人去**的过程中，李XX要么跟钟某某在一起，要么四人同在一起，李XX没有单独跟王XX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李XX要么不可能听到王XX打电话，要么四人在一起，钟某某、刘某某也能听到王XX打电话。但事实上，钟某某、刘某某的供述并不能证明在去**途中，听到了王XX与某哥打电话。
第二，从汪某的183xxxxxxxx、183xxxxxxx6（还有疑似的186xxxxxxx7，机主为刘X）的通话记录看，在王XX四人去**的途中，也就是201*年5月8日到5月10日早上王XX独自一人离开前，王XX并没有与汪某有任何通话记录。5月10日晚、5月11日凌晨，王XX确实与机主为刘X的186xxxxxxx7通话，但此时李XX与王XX是分开的，也不可能听到二人聊到关于毒品的事情。
5.从李XX供述时间地点分析，李XX的第一、第二次供述更自然，更符合事实。李XX被现场抓获，从其车中搜出本案全部毒品。论罪，李XX很有可能被判处死刑。在明知如此严厉刑罚的情况下，李XX到案后就如实供述了主要的走私、贩卖、运输毒品事实，供述过程自然。如果李XX确实知道毒品下家是谁，那李XX根本没有必要为下家掩饰，反而应该在第一次供述时就说出下家的情况，以便获得从轻处罚。
6.从李XX的身份分析，李XX的第一、第二次供述更可能是事实。在本案170万的毒资中，李XX个人出资就有65万元。在钟某某的份额问题上，王XX考虑到钟某某的辛苦，想要给钟某某增加份额，但李XX没有同意，王XX也无法强迫李XX，反而将钟某某叫到自己的车上训斥了一遍。可以看出，李XX并非王XX的马仔、手下，二人更可能是合作关系，只是在联系上家、运输毒品过程中，李XX听从王XX的安排。作为王XX的合伙人而非马仔，李XX如果确实知道毒品下家是谁，那他没有道理会为下家掩饰。
（四）如果不将李XX辨认问题调查清楚，则无法采信李XX在201*年5月19日以后的供述
本案的侦查机关并不只是收集了这一份辨认笔录，而是对全案证据进行取证。现有证据足以证明，李XX对汪某的辨认笔录系伪造，其中至少有侦查人员配合。如果其中一份证据系伪造，那么其他证据能不能保证是真实的呢？尤其是那些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
如果不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那么结合汪某反映的情况，李XX改变口供的时间刚好又在5月18日之后，则不难得出一个合理怀疑：侦查机关在对所有犯罪嫌疑人进行两次讯问、并收集相关客观证据后，发现仅有王XX的供述根本不足以证明汪某有罪；此时出现一名同案犯的指控，其原因不言自明。
因此，李XX对汪某的辨认笔录和供述都不应作为定案的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