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强奸案件的证据具有特殊性，即直接证明强奸行为是否成立的直接证据往往只有被告人供述和被害人陈述。在这种“一对一”的情况下，简单地采信被害人陈述或被告人供述都是不正确的，容易放纵犯罪或者冤枉无辜。应当将被害人陈述和被告人供述结合其他间接证据进行分析、比较、整合，去伪存真。小编建议，审查、判断此类案件证据尽可能做到客观、全面。首先，要将被告人供述与被害人陈述两者间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是否存在矛盾之处；其次，将间接证据与被告人供述或被害人陈述进行比较分析，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各个证据的证明力；最后，在确定证据证明方向的基础上，再从正面、反面及补充论文等多角度论证案件事实是否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

 
基本案情
被告人陈某与被害人同为某银行职员。2004年11月1日中午，陈某与被害人在本单位举办的宴请活动结束后，随其余同事一道进入某酒店XX号房间收拾礼品准备离去。被害人也打电话让男友接送。陈某闻听被害人男友有事不能即刻前来之后，乘其余同事离去之机，产生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的念头，并不顾被害人的哀求与挣扎，强行剥扯其衣服，与其发生性关系。当日下午13时36分许，被害人男友与服务员进入XX号房间后，陈某逃离了作案现场。被害人男友征得被害人同意后报警，将陈某抓获。

一审判决及裁判理由
被告人陈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违背妇女意志，以暴力手段强奸妇女，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害人是否有激烈的反抗行为并非构罪的必要条件。虽然在本案中有多位证人证言及辩护人提供的照片、录像证明陈某与被害人在共同参与的集体活动中，相互之间曾有一些开玩笑及亲热的举动，但这与是否愿意发生性关系之间并无必然联系。案发当日，被害人与其他同事一起进入XX号房间后随即电话告知并督促其男友马上来接，说明其当时并无与陈某发生性关系的意愿。即使被害人的先行行为使陈某产生了两厢情愿的误解，但当其他同事离去、陈某欲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遭到被害人语言拒绝、行为抗拒的情况下，仍不顾被害人的躲避及哀求，强行与其发生性关系并致性行为成功，主观上具有强奸的故意，其行为应当认定为违背了妇女意志。被告人陈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发生性关系是双方自愿”的辩解及辩护意见与事实不符，不予采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陈某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二审判决及裁判理由
判决上诉人陈某无罪。
二审法院认为，认定上诉人陈某违背被害人意志使用暴力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证据不足：（1）本案可以排除被害人酒醉导致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形。（2）本案可以排除上诉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而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情形。无论上诉人还是被害人均无这方面的供述与陈述。（3）本案现有的直接证据无法证明强奸行为。能够证明上诉人陈某是否使用暴力手段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行为的直接证据只有被害人的陈述和上诉人陈某的供述。经查，被害人陈述矛盾之处很多，对一些细节无法说清，甚至对性行为到底有无完成都前后反复。而且事发前后表现反常，可信度令人怀疑；上诉人始终没有供认过在违背被害人意志的情况下与其发生性行为，坚称被害人自愿与其发生性关系。（4）现有的间接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其一，被害人无反抗迹象。勘验、检查笔录证实被害人的衣物除裙子拉链损坏外，外衣、衬衫、胸罩、连裤袜、内裤均无损坏迹象，被害人佩戴的领结很整齐地放在枕头旁边。如果上诉人确系强行剥去被害人衣裤，只要其稍事反抗就应该会留下损坏的痕迹，特别是连裤袜；床单上也未留下痕迹。裙子拉链（背拉式）脱开不能必然推断出系被害人反抗所致。其二，被害人身上留下的轻微伤痕也不能必然推断出系上诉人暴力所致。被害人在11月1日的第一次陈述中称：“陈某没有暴力动作，身上的伤怎么来的我不清楚”，这与陪同被害人进行身体检查的证人高某证言能相印证；即使在11月2日的第三次陈述中被害人还称：“我肩膀处的伤，可能是陈某扒我衣服时弄出来的。”也没有明确系上诉人所为。在被害人当时上身所穿的西服、衬衫、领花、胸罩等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是否上诉人强行剥脱其衣服所造成令人怀疑；而且由于在事发后被害人与其男友有过推拉动作，伤痕是否因此形成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原审法院在本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后，在没有发现新证据的情况下，再次作出有罪判决，违背了上述法律规定，应予纠正。上诉人陈某及其辩护人所提上诉意见有理，应予采纳。检察意见理由不足，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判决上诉人陈某无罪。

    编者后记：本案关键之处，在于发生性关系是自愿还是被告人采取暴力手段强迫所致。有关这方面的证据，直接证据仅有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但间接证据有不少。其中，被害人陈述的证明指向为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因此，对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分析、判断，乃本案的重中之重。（1）将被害人陈述与被告人供述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两者之间相互矛盾。（2）分析被害人陈述本身的内容。对被害人陈述证明力的分析，应当结合案发的时间、地点、条件、环境，注重对细节的分析，看细节能否陈述清楚，是否符合逻辑，前后是否存在矛盾之处。通常根据记忆规律，离案发时间越近的陈述，记忆应该越清晰，真实性也就越强。而本案被害人陈述却前后矛盾、描述不一、变化较大特别是细节越描越细。当然，也有的强奸案件，被害人出于对隐私问题的顾虑，可能一开始不愿如实陈述，经过思想斗争后才如实陈述。但本案中，被害人与被告人在案发现场即被被害人男友发现，被害人男友经被害人同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公安机关当即对现场进行了检查，又当即找当事人谈话。这种情况下，被害人为顾及面子而不愿意如实陈述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如果没有其他证据予以印证，是不足以采信为认定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的依据的。（3）分析间接证据对被害人陈述的印证力。本案间接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裙子被被告人强行拉坏；也不能必然证明被害人身上的轻微伤痕，系被告人暴力行为所致。因此，本案间接证据虽然客观真实，但在证明方向上却不是唯一的，而是存在多维性的特点。（4）分析被告人供述并将被告人供述与间接证据进行比较分析。被告人对于整个事件的前后过程，在细节问题上，供述始终一致，没有出现反复。部分细节也有相关的间接证据印证。这对全面分析事实有较大的参考价值。据此可以认定被告人供述的证明力高于被害人陈述，被害人的陈述不足完全采信。
   此外，本案有众多合理怀疑得不到排除。首先，被害人的衣物除裙子拉链脱开外，其他暴力行为过程中极易损坏的物件却完好无损，这些迹象与被告人采用暴力手段行为很不相称；其次，在案发过程中被害人对可以求救、逃离的机会不予利用；最后，本案可以排除被害人酒醉导致不知反抗或不能反抗的情形，也可以排除被告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被害人不敢反抗而强行与之发生性行为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