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打击犯罪的过程中，由于“关系密切的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关系，对于二者有没有“通谋”，往往不好认定。在双方订立攻守同盟的情形下，受贿罪的共犯往往很难认定。在《刑法修正案（七）》颁布之前，国家工作人员如果一口咬定对“关系密切的人”收受贿赂并不知情，则对其很难定罪，而“关系密切的人”也将不符合“共谋”的条件，不能被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贝卡利亚曾经说过，“刑罚的作用不在于它的严厉性，而在于及时性”。在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下，《刑法修正案七》得以颁布，此后，在无可查证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密切的人”存在“共谋”的情形下，对“关系密切的人”仍然可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来定罪量刑，这是完善我国贪污贿赂犯罪刑法体系的一大进步。
   
当然，此举并非减轻相关部门的查证责任，相关反腐部门和机关在对受贿类犯罪进行惩处时，应以对法律和事实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可能的条件下，首先应该尽量查清国家工作人员与“关系密切的人”之间是否存在“通谋”等情况；只有在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有“通谋”的情况下，才可以对有关人员单独以本罪论处。
 
    反腐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刑法修正案（七）对此新款犯罪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我国打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法网严密”既可以确保“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为司法机关追究犯罪提供具体、详细的操作规程，便于适用。而“关系密切的人”作为新型犯罪的主体，对其范围的准确认定影响着罪名的界定及刑罚的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