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建房屋、虚造合同拿拆迁款，诈骗罪指控为何没有成立？

一对父子，父亲一审被判无期徒刑，儿子十二年，罪名是诈骗国家拆迁补偿款。这个量刑起点，基本就是普通刑事案件能摸到的顶格了。

可案子的走向完全超出多数人预料：发回重审后直接改判无罪，检察院抗诉到高院，最终抗诉被驳回，无罪判决生效。

一、近五千万补偿款，是怎么一步步“评”出来的

案件发生在某地陡河治理的拆迁项目里。冯某甲是当地一家耐火材料厂的实际投资人，儿子冯某乙帮忙对接拆迁事宜。

2009年第一次进场评估，全厂总价只评了一千三百多万。冯某甲当场提出异议，一来觉得价格压得太低，二来评估公司本身没有工业设备的评估资质。之后项目方更换了两家评估公司联合复评。

复评过程中，冯某甲找人做了六份窑炉建造合同，由冯某乙签字后提交给了评估公司。最终复评结果：房屋附属物一千两百多万，机器设备及窑炉三千多万，合计四千余万。到2010年初，厂区里又新建了一座隧道窑，在后续的查缺补漏评估中，这座窑被作价六百一十八万余元纳入补偿范围。父子俩最终实际拿到的补偿款，一共是四千九百一十五万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委托某地市价格认证中心重新鉴定，结论是九座窑炉实际仅值六百九十六万六千元，和评估价差了两千多万。

公诉机关据此指控：二人通过伪造合同、抢建窑炉的方式骗取国家拆迁补偿款，数额特别巨大，构成诈骗罪。

听到这儿很多人大概会觉得：假合同交了，窑也抢建了，钱也拿到手了，这不就是典型的骗拆迁款吗？

可两级法院最终都作出了无罪认定。原因不在什么宏大的法律原则里，而在于指控的逻辑链条，每一环都有合不上的证据硬伤。

二、定案的核心依据，从程序上就先站不住了

诈骗罪是典型的数额犯，数额怎么定，往往就是案子的半壁江山。本案“多骗了几千万”的结论，全压在公安机关委托的那份重新鉴定上。可这份鉴定，从委托程序到专业资质，根子上就站不住。

按案件当时施行的当地地方性涉案资产价格鉴证管理规定，争议标的价值一千万元以上的，应当由省级价格主管部门设立的鉴证机构办理。这是当地明确的鉴证层级要求，并非全国统一的法定管辖标准，但既然本地有明文规定，办案委托就应当遵守。本案两次评估总价都远超千万，公安机关却拆分委托市级价格认证中心出具结论，程序上就不符合要求。

更核心的问题在专业门槛。参与鉴证的人员根本不具备工业窑炉的评估资质，硬生生把窑炉设备按普通构筑物的标准作价，评估方法从根上就错了。窑炉是这类耐火材料厂的核心生产设备，按盖房子的逻辑给生产线定价，结论的可靠性从源头上就要打问号。

一份在委托程序、评估资质、方法逻辑上都有硬伤的鉴定意见，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指控“数额特别巨大”的核心根基站不住，对应的数额自然也就失去了合法有效的证据支撑。

三、假合同存在，和诈骗成立，中间隔着一整条因果链

伪造建窑合同的行为确实存在，也确实有违诚信，这一点法院没有回避，更没有美化。

但刑法上的诈骗，要求欺骗行为和对方交付财产之间必须有直接、必然的因果关系。不是你交了假材料、又拿到了钱，中间就能自动画上等号。

本案里有个经常被忽略的关键事实：九座窑炉是客观真实存在的固定资产，不是无中生有编出来的空资产。而且第一家评估公司在没见到任何建造合同的情况下，同样对这九座窑炉作出了评估结论。正规的资产评估，本就该用成本法、市场法结合现场勘查确定价值，不是直接照搬合同上的金额。

那么问题就来了：窑炉的真实价值到底是多少，现有证据没查清；评估价比实际价值高出的两千多万，到底是虚假合同导致的，还是评估方法错误导致的，同样没查清。既然不能排除其他合理原因，就不能把“提交虚假合同”这一个行为，直接和“骗走了两千多万差额”画上等号。这条因果链，中间是断的。

当然，提交虚假建造合同肯定是违反诚信的，该承担的责任逃不掉：行政上可能面临处罚，民事上如果给征收方造成了实际损失，也可能要返还不当得利、赔偿损失。但这些都是行政、民事层面的责任，不能直接和刑事诈骗划等号。诈骗罪的评价，从来不能只拿结果倒推。

四、“抢建”两个字，底下的前提一直没查清

新增的隧道窑算不算“恶意抢建”，是控方的另一根支柱。可这根支柱底下，有两个关键事实从始至终没查清。

第一个，拆迁红线的准确范围和划定时间。第二个，禁止拆迁范围内新建建筑的公告，有没有明确送达、告知到当事人。

张智勇律师发现很多拆迁诈骗案的指控都容易犯这个错：想当然地觉得建房时间在拆迁时段内，就是明知抢建。可主观明知这事儿，不能靠猜，得靠证据。本案里证人证言只能证明红线大致存在，证明不了冯家父子动工的时候，就明确知道这块地必然要拆迁、必然属于禁止新建的范围。冯某甲一直辩解窑炉建在当时的红线之外，是后来拆迁范围扩大才被纳进来的，这个辩解控方始终没拿出充分证据推翻。

“明知拆迁范围仍恶意抢建”，是认定诈骗主观故意的入口。入口本身都证明不了，后面整套“抢建骗补偿”的推理，全都是悬着的。当然反过来讲，如果当初控方能把红线划定时间、公告送达凭证这些基础事实查扎实，案子走向可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刑事证据的分量，差一点都不行。

五、这类案件最容易犯的错：拿结果倒推犯罪

拆迁补偿类案件有个非常典型的思维误区：只要被拆迁人有不规范操作，最后拿的补偿又高于某个心理预期，就直接倒推构成诈骗。

可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罪，认定从来不是从结果往回推的。它要求一环扣一环：行为人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对方因此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交付财产，行为人据此非法占有。每一个环节都要有证据，每一个环节都要经得起反驳。

还要看清拆迁补偿关系本身的性质：它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和被征收人之间的利益博弈，被拆迁人想多拿补偿，是再正常不过的诉求；而审查资产合法性、核定补偿标准，恰恰是征收部门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自己的审查环节没拦住的问题，事后全算到被拆迁人头上，用刑事程序兜底，这个逻辑本身就是错位的。

资产真实存在前提下的材料瑕疵、数额争议，本质上还是行政征收争议的范畴，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解决。动辄动用刑事手段，既违背刑法的谦抑性，也把行政、民事、刑事三条线的边界搅成了一锅粥。

六、这份无罪判决，守住的是罪刑法定的底线

刑法惩罚的，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骗取财物的行为，不是征收过程中争取利益的不规范操作。这个区分说起来简单，落到案卷里却常常被“结果”两个字冲垮。

一笔补偿款拿得多，不等于骗得多；一份材料有假，不等于诈骗成立；一座窑建得晚，不等于恶意抢建。每一句判断的背后，都得有证据撑腰，都得有构成要件一环一环扣上。扣不上的地方，就是无罪的理由。

从一审的无期和十二年，到重审改判无罪，再到省高院驳回抗诉，这个案子走过的每一步，都在重复同一个道理：分清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守住罪刑法定的底线。这份无罪判决的价值，也正在这里。

说到底，拆迁场上的账，先要在行政和民事的桌面上算清楚。算不清的账，不能靠一纸有罪判决去强行抹平。

【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