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由于刘某不是卖淫场所的组织者、所从事的行为不是组织者的行为、不能行使组织者的决定权、没有获得与组织者身份对待的利益，因而刘某根本不是卖淫团伙的组织者。而且，在卖淫小姐与卖淫团伙中，也没有人把他看成组织者，刘某自身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也“组织者”，因而，以“组织卖淫罪”对刘某进行指控明显是不合适的。
（二）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所谓的“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帮助的行为，本罪客体与组织卖淫罪相同，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人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卖淫活动组织者以外的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所谓“其他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充当保镖、皮条客、管账人以及为他人组织卖淫看门望风、提供场所、指示目标、排除障碍等。关于上述内容，是所有刑法教科书在解释“协助组织卖淫罪”时的共同认识，我们在司法适用时也惯常性都是据此认定的。
而且，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第四条  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从中不难看出，只要行为人不是卖淫团伙中的组织者，并且为该卖淫团伙提供了帮助的非组织行为，则应被界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刑法原理和刑事立法上属于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但刑法已将该帮助性质的行为剥离出来，赋予新的罪名。因此，对协助他人组织卖淫的和直接帮助他人卖淫的，不能再以同一罪名的共同犯罪论处，而应该分别定罪和量刑，即对组织者定组织卖淫罪，对其他协助人员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通过上述多个层面的分析，辩护人认为，刘某根本不是该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因而理当不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但是，刘某在该卖淫团伙中行使了一定事务性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力，为该犯罪组织的延续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二、刘某的行为更不属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情节严重”情形，对刘某应当在基本法定刑的幅度范围内适用刑罚。
    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
    　第五条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招募、运送或者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就本案涉及的情形来看，刘某并不具有上述的任何情形之一，因而在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情形不具备的情形下，我们只能认为刘某的协助卖淫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而只属于358条第4款的基本法定刑，即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档次内适用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