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隐瞒艾滋病、造成他人感染，为何只定故意伤害？

一个必须掰扯清楚的问题

伤害类案件，张智勇律师发现一个特别容易踩的辩护误区——很容易被"后果"牵着鼻子走：后果越重，好像对应的罪名就该越重，听起来越理所当然。但刑法上的罪名，从来不是后果的别名。危害结果严重，只说明客观损害大，不能直接倒推出行为人主观上就追求这个最严重的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周某某案，就是把这件事讲得很透的一份经典判决。

一、案情本身并不绕

2013年1月，周某某因母亲住院去献血，在市中心血站初筛时就查出HIV抗体异常，后续经市疾控中心复核确诊，确认感染艾滋病病毒。

同年7月，他和吴某某相识并确定了恋爱关系，之后近一年都以男女朋友身份同居。这段时间里他做了两件事：一是把自己感染的事瞒得严严实实，二是明知道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还故意不采取任何保护措施和对方发生性关系。

2014年6月20日，吴某某被确诊感染艾滋病病毒。

案发后周某某对基本事实没有异议，如实作了供述。公诉机关以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但他自己只认可故意伤害罪的定性。最终法院采纳了故意伤害的定性，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审宣判后控辩双方都没有上诉抗诉，判决生效。

二、争点：感染艾滋病，到底是杀人还是伤害

这不是个想当然就能回答的问题。当年理论界和实务界有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

主张定故意杀人的理由听着很有冲击力：艾滋病到现在也没有根治的办法，染上就等于被剥夺了正常生存的可能，侵犯的是生命权；明知道这病会死人还故意传给别人，说没有杀人的故意，怎么都说不过去。

主张定故意伤害的观点则更务实：感染艾滋病病毒，直接破坏的是人体免疫系统，人并不会马上死亡。从感染到发病通常要经过好几年，中间还可能因为其他疾病、其他原因离世。在死亡结果发生之前，确定无疑已经造成的重创，是身体健康的永久性损害。定故意伤害，评价的恰恰是这段已经确定发生的侵害。

两种观点的分歧，表面看是医学问题，本质上是刑法问题：判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到底该以什么为依据。

三、法院的逻辑：杀人故意，不能从"后果严重"里反推出来

法院的裁判理由，用一句话就能说清：周某某主观上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只有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故意。

请注意这个判断的核心逻辑。法院不是说后果不严重，更不是替行为人开脱，而是在守住一条基本规则：故意杀人罪里的杀人故意，必须有单独的证据去证明，不能单凭行为有危险性、结果很严重就反推出来。后果严重，解决的是"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损害"，解决不了"主观上想造成什么结果"。

凭什么认定他只有伤害故意？卷宗里的行为细节能说明问题：他和被害人是恋爱同居关系，行为动机是维持长期的交往，而不是希望对方死亡。明知有病还隐瞒、不做防护，这份"明知"最多能证明他放任对方身体健康受损，能不能再往前一步，证明他放任对方死亡，中间既隔着医学上的不确定性，也隔着证据上的空白。

这关键的一步，公诉方没跨过去。

四、2017年的司法解释，把答案写成了明文规定

2017年7月25日，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正式施行。其中第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写得很明确：明知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故意不采取防范措施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致使他人感染的，认定为刑法第九十五条第三项"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所指的重伤，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以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

这里要交代清楚时间线：本案行为发生在2013到2014年，判决也出在司法解释施行之前，原审当然不是依据这条解释判的。但《刑事审判参考》在收录本案时明确指出，原审的定性和后来司法解释的精神完全一致。这也正是这类标杆案例的价值：判决走在条文前面，裁判逻辑却比条文本身更经得起推敲。

这条解释背后的考量也值得说透：艾滋病病毒对免疫系统的损害是致命的，但它本身不具有直接、即时的致命性，规范治疗下病毒可以长期得到控制。从感染到发病通常要八到十年，而故意杀人罪是结果犯，审判时被害人还在世，定未遂显得放纵行为恶性，定既遂又和事实不符。

定故意伤害罪就清晰得多：被害人被感染的那一刻，犯罪就已经既遂，定罪量刑的标准统一，不会在既遂未遂之间来回摇摆。

五、量刑落在哪一档

按故意伤害罪定，伤情等级怎么算？2017年的司法解释给了明确口径：感染艾滋病病毒，直接按重伤评价，对应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

这里有个实务里常有人问的点：感染艾滋病不在《人体损伤程度鉴定标准》的明文列表里，要不要专门做伤情鉴定？其实不用。这份司法解释已经直接明确，这种情形就属于《刑法》第九十五条规定的"其他对于人身健康有重大伤害"，是法律层面的直接认定，不需要再比照鉴定标准去综合评定。

周某某最终被判五年，正好在这个幅度的中线偏下位置。还有一个从轻情节不能忽略：他归案后如实供述，适用《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坦白规则从轻处罚。基本事实无争议、供述稳定，再加上定性争议依法厘清，量刑自然会往偏低的方向走。

六、边界划清楚，别把本案读歪了

有三个容易被误读的边界，必须拎清楚。

其一，本案解决的是"向特定恋爱对象传播"的定性。很多人会延伸问：向不特定多人传播，是不是就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里不能说死。司法实践中对这个罪名的认定非常审慎——它要求行为的危险性要和放火、爆炸相当，能广泛、快速地危及不特定多数人。艾滋病传播途径有限，并不具备这种强扩散性，所以即便是多人受害，绝大多数案件仍会按故意伤害罪、传播性病罪处理；只有极个别以扩散传播为目的、严重危及公共安全的情形，才会考虑适用这个罪名，不能一概而论。

其二，明知自己感染还卖淫嫖娼的，首先会触发《刑法》第三百六十条传播性病罪的评价——艾滋病本身就属于该罪所列的"严重性病"范畴，这类情况会依法从重处罚；只有实际造成他人感染的，才会进一步进入故意伤害罪的评价范围。

其三，故意伤害罪并不是对后果封顶。如果后续被害人确实因感染艾滋病发病死亡，且能证明死亡结果与传播行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依然可以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死刑的幅度内量刑，只是死刑的适用会极其慎重。

回到开头说的那个误区。这类案子里，控方常走的论证逻辑，就是"后果这么严重，所以主观恶性一定指向最重的罪名"。而我们做辩护的，最忌讳的就是被这套逻辑带着跑，不敢争罪名，只敢在量刑上讨价还价。

周某某案最大的价值就在这里：客观行为和损害结果该认的认，但"杀人故意"这条底线必须守住——它得靠证据单独证明，不能靠后果倒推。罪名之争，从来不是争情理上的同情，是争证据到底能支撑到哪一步。

【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