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规定
从刑法理论上划分，重大责任事故罪属于业务过失类犯罪，是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犯罪（即指从事业务的人员，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造成他人死伤的行为）。该罪的主体，要求是从事容易引起死伤结果的业务的人员，即该罪中的“业务”要求有侵害他人生命，身体的可能性，这也是区别与其他“业务”（如侵占类）身份的标志。因而，有学者指出该罪的主体属身份犯。世界各国立法中对该类型犯罪的设置各有不同，有的没有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而是作为一般过失犯罪论处，如《德国刑法》。有的则在过失致死伤罪之外，另规定了业务上过失致死伤罪，如《日本刑法》、《意大利刑法》等。《日本刑法》第211条规定：“懈怠业务上必要的注意，因而致人死伤的，处五年以下惩役或监禁或五十万元以下罚金。”《刑法修正案（六）》修正的涉及重大责任事故的条款为《刑法》第134条和第139条，该两条中重大责任事故罪的构成主体是不同的。
从我国《刑法》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规定看，《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134条的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从特殊主体修改为一般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本罪对于主体上的要求就完全消失了。事实上，要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其主体必须是从事某项“业务”的人，主体特征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刑法修正案（六）》中“在生产、作业中”的界定性表述，正是对主体身份的明确要求。从刑法的意义上讲，“在生产、作业中”本身就是指从事一种“业务”过程中，这种“业务”一般包括三层含义：
第一，必须是基于社会生活上的地位的事务。即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不是自然的日常行动；
第二，必须具有反复性、持续性。而这种反复性和持续性是指性质上的反复，而不是单纯的行为人行为上的反复；
第三，必须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即存在对人的生命、身体造成侵害的危险。
作为重大责任事故罪所侵犯的客体的生产安全，是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危害生产安全，同样表现为能够使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害，其特点是这些损害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据此，笔者认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应当是一种身份犯，但此处的身份并不仅限于合法取得之身份，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在从事生产，作业活动中违反有关安全规定造成的损害之后果的。
《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139条后面增加了一条，即“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重大责任事故属于安全类事故，因而该条应适用于《刑法》第134条之情形。从本条规定看，应当属于一种法律拟制，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是特殊主体。重大责任事故发生后，因不报或谎报而造成的损失，事实上是责任事故后果的延伸。但在实际案件中，往往造成重大责任事故的人本身不能或不具有向有关方面报告的资格，即行为人对事故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张处于无法控制的状态。而此时，负有报告义务的人，出于各种利益原因，不报或谎报致使损害结果失控、加重。因此，构成《刑法》第139条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并不是真正的重大责任事故制造者，而是本身与事故的发生无关（本身是事故制造者则适用《刑法》第134条，而不报、谎报行为便作为情节了），在事故的善后处理中应履行职务而不履行或不全面履行职务的，法定的“负有报告义务”的人，是以一定的职务，义务的存在为前提的，是法定的以“重大责任事故罪”论的情况。因此，适用《刑法》第139条第2款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应为特殊主体。
客观行为
《刑法》原第134条对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表述为：“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或者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刑法修正案（六）》将之修改为“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删去了“不服管理”内容，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作为加重情节另款规定，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同时，根据《刑法修正案（六）》，《刑法》第139条之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的，情节严重的”也成为该罪客观行为之内容。
一直以来，学界在对重大责任事故罪客观方面构成要素的概括上不存在重大的分歧，只是在具体的表述上略有差异，笔者认为行为构成该罪应当同时具备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必须具有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的行为；二是违规的行为必须发生在“业务”过程中；三是行为必须造成法定的后果，三者缺一不可。
违反规定
违反安全管理规定，是以管理制度的客观存在为前提的。一般而言这种管理规定应当包括三种情况：
一是国家颁布的各类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
二是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并涉及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章、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及不同的单位按照各自的特点所作的有关规定；
三是该类生产、作业过程中虽无明文规定但却反映了生产、科研、设计、施工中安全操作的客观规律，已为人所公认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刑法修正案（六）》删除了原“不服管理，违反规章制度”而仅表述为“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同时将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单列。这并不意味着“不服管理”的行为已经被排除在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之外。相反，所谓的不服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行为，这种行为已经为违规行为所囊括，而不需要单独表述。学界对“不服管理”与“违章操作”之间关系的论述也大多明确了两者之间的涵盖关系。我们通常所说的“不服管理”无非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不服从本单位安全生产的要求或者不服从单位领导有关安全方面的工作安排。而实际的生产、作业中，许多情况下，“不服管理”与“违反规章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性质都是一致的。如：如擅自移动有关安全生产方面的标志、开关、信号，在禁火区生产时使用明火作业，又如值班时外出游玩、睡觉打盹、精神不集中等都难以单纯地评价其究竟是不服管理还是违反规章，但从企业操作的总体流程评判，凡是不遵守有关要求的行为都无疑是一种违规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刑法修正案（六）》对“不服管理”的删除仅仅是对累述文字的取消，并未从实质上改变客观行为的表述。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的把握　
从《刑法》原第134条的规定看，重大责任事故罪在客观方面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行为人“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的行为。《刑法修正案（六）》将这一行为作为加重情节，专设一款并加重了法定刑。从刑法评判的角度进一步区分了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不同行为的法律否定程度，解决了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理清了一般的违章指挥他人作业的行为与“强令”行为的界限。所谓的强令，即有关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强迫命令职工违章冒险作业。在这种表现形式中，首先是工人不愿听从生产指挥、管理人员的违章冒险作业的命令，其次是生产指挥、管理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强迫命令工人在违章的情况下冒险作业，即强迫工人服从其错误的指挥，而工人不得不违章作业。可见所谓的“强令”应当是在完全违背了操作者主观意愿的情况下，因而其行为的否定性更大，这与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错误指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刑法》原134条将“强令”与违章并列，容易导致对管理人员行为的错误判断，要么将一般的错误指挥上升到强令的程度，要么把管理人员的错误视作为法律的空缺。事实上，通常情况下管理人员的违章指挥并不能上升到强令的程度，客观地讲，这种指挥本身实质还是一种违章操作的行为，与工人的违规属相同的性质，由此而产生了法定的严重后果，则应当按照普通的违章操作来认定。
第二，明确了对“强令”行为的否定评判。将从事生产的一般工人与管理指挥人员的不同职责明确地表现出来了，并在法定刑的设置上予以提高，一般而言，作为指挥或管理人员，在明知他人不愿的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地违反注意义务，其过错程度较之一般的个人违规更甚，影响也更大。《刑法修正案（六）》的这一修改，较为全面地在刑法框架中反映了重大责任事故中的职、责相统一的立法精神。
犯罪构成
重大责任事故罪是指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的规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行为。
犯罪客体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对象是人身和财产。
客观方面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行为是在生产、作业中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这里的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是指违反有关生产安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因此，这种有关安全生产规定包括以下三种情形：
（1）国家颁布的各种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
（2）企业、事业单位及其上级管理机关制定的反映安全生产客观规律的各种规章制度，包括工艺技术、生产操作、技术监督、劳动保护、安全管理等方面的规程、规则、章程、条例、办法和制度。
（3）虽无明文规定，但反映生产、科研、设计、施工的安全操作客观规律和要求，在实践中为职工所公认的行之有效的操作习惯和惯例等。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是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根据1989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和渎职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结果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形：
（1）致人死亡1人以上的：
（2）致人重伤3人以上的；
（3）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万元以上的，或者经济损失虽不足规定数额，但情节严重，使生产、工作受到重大损害的。[1]
主观要素
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这里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主观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