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系西南地区首家专做刑事辩护律师事务所,代理了赵红霞、刘汉刘维系列、厦大教授艳照门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李昌奎、四川送不作为锦旗被拘案、数百件厅处级贪污贿赂案等三千余件刑事辩护案例。专做刑案-----智豪更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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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两会期间,人们似乎对 “两会”新闻兴趣索然,反而是那些围绕“两会”的八卦、奇葩和雷人雷语令我们精神爽然。我们都喜欢雷人提案,它们是那么直率,有些看起来缪不可言、决不可能被采纳,被人称为“雷人”;有些关注无足痛痒,不应当出现在高规格的两会中,被人称为“雷人”;也有些提出大胆新颖的制度设想,突破国人的心理预期,也被人称为“雷人”。两会代表也越来越谨言慎行,提案的质量也随之提升,不再那么“雷人”;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雷人”提案经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可行的。这里,小编带大家盘点历年来十大雷人“提案”。
NO1:将“扫黄”改为“扫色”,为“黄色”正名(2010年全国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建议,将“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此提议遭来网友拍砖,笑称不如改叫“扫雷”。
王全书说,黄色是尊贵的颜色,不能用于指代色情行业。在中国公众话语中,应当摒弃用黄色特指色情、淫秽,建议把“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 华夏儿女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色寓意光明、美好。中国人有太多理由为“黄色”正本清源。
NO2:开封“斗鸡”大会,博彩合法化带动经济(2009年全国两会)
河南议案大王尹志国建议,与其让赛狗偷偷摸摸地搞,不如把他们亮在阳光下,进行规范和整治。尹志国说,从北宋开始,开封的斗鸡一直盛行于民间,很多电影里都有开封斗鸡的场面,至今开封清明上河园内还有斗鸡的表演,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活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发展成博彩业,方便政府监督和控制。近40%的高额税收可以带动一方经济发展,如果发展顺利,也可以发展成旅游景点。
NO3:陈光标: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2013年全国两会)
陈光标称,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修改,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读过高中的可以生一胎,高中以上学历的生育应该放开。同时,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应该特殊对待,保障基本生育权。
NO4:老婆做家务须发工资(2010年全国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中提出“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为了保障女性权益,承认在家庭中的付出,张晓梅今年将提出“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的建议。这在于争取得到家务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工资,从而使人们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女性摆脱对男性的过重依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可以根据其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参考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配偶的收入等方面来提出补偿要求。
NO5:家庭破裂可以向“小三”索赔(2009年全国两会)
中共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提出:“家庭破裂可以向‘小三’索赔。”
从现实生活上来说,当前非婚同居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的,社会也有大量的因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但因其不是法律调整范围,法院不予受理,又使得矛盾不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诉讼离婚中,无过错方有权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显然,第三者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也同样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理应共同承担责任。
NO6:九三学社建议更新人民币版本,震慑贪官巨额藏现(2015年全国两会)
九三学社提案《关于尽快更新人民币版本有效震慑腐败官员“巨额藏现”的建议(不公开)》,堪为2015年两会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提案。
NO7:看病难看病贵是误导(2009年全国两会)
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介绍,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与国外相比,中国患者如果在当地就医并不算难。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也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高标准的需求是其因素之一。他说,医疗与其它商业服务不一样,买电器可以量入为出,但最穷困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效果。这种心理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这对多数人来说,导致的就是费用难以承担。他指出:“什么叫基本医疗?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概念都要分清楚。现在概念模糊,不分条件地提‘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误导。”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
NO8:公务员3成工资以消费券形式发放(2009年全国两会)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山东省委主委栗甲建议,为应对金融危机,应将公务员的三成工资用消费券来代替。栗甲认为,把公务员的部分工资发成消费券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因为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财政安排的,只不过现在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受的冲击很小,很多公务员对金融危机没有亲身感受,没有危机感。”栗甲说,公务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现在中央提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没有危机感,公务员就行动缓慢,执行不力。所以,“必须让他们有切身的、直接的感受”。
NO9:建议发行千元大钞(2009年全国两会)
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我建议发行千元大钞是为了节省人力,免得数钱都数半天。有人说我是为富人说话,其实我这么提,和贫富没有关系,有钱就用千元大钞,没钱就用百元钞票。在周边国家中,我们的币值是最小的,很多国家有千元的币种。大面额人民币有3大好处:一来人们钱包里的钱多,花钱的欲望就会比较强,会有购物的冲动,可以拉动内需;二来可以节省印钞票的纸张,对环保有很大好处;三是可以节省人力,包括钞票印刷、银行数钱、保安押运等方面的人力。
NO10:迟夙生:卖淫合法化(2012年全国两会)
律师迟夙生因每年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已经成了两会上的“名人”。从2003年开始,迟夙生就开始提出要让卖淫合法化。国家对于卖淫嫖娼的态度历来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但是改革开放的程度越高,出现的卖淫嫖娼的现象也就越多。
“当时提这个建议,主要是从防治艾滋病方面着手。”她说,“那个时候我经常给被杀害的卖淫女家属做被害人代理,也经常给杀了卖淫女的杀人犯做辩护。还有些艾滋病患者,他们因一次偶然的失足,染上了艾滋病,他们死亡之前的那种痛苦,并不是常人用语言所能表达的。那年我看到了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艾滋病的数字,感觉到确实需要规范。
她认为,卖淫只是道德方面的谴责,从法律上来说, 两个人进行性交易,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为什么要视为犯罪呢?只是在卖淫层面,大家的道德判断十分明确,所以才以法律来实现这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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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1:将“扫黄”改为“扫色”,为“黄色”正名(2010年全国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政协主席王全书建议,将“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此提议遭来网友拍砖,笑称不如改叫“扫雷”。
王全书说,黄色是尊贵的颜色,不能用于指代色情行业。在中国公众话语中,应当摒弃用黄色特指色情、淫秽,建议把“扫黄”改为“扫秽”或“扫色”。 华夏儿女称自己为“炎黄子孙”;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黄色寓意光明、美好。中国人有太多理由为“黄色”正本清源。
NO2:开封“斗鸡”大会,博彩合法化带动经济(2009年全国两会)
河南议案大王尹志国建议,与其让赛狗偷偷摸摸地搞,不如把他们亮在阳光下,进行规范和整治。尹志国说,从北宋开始,开封的斗鸡一直盛行于民间,很多电影里都有开封斗鸡的场面,至今开封清明上河园内还有斗鸡的表演,这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活动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发展成博彩业,方便政府监督和控制。近40%的高额税收可以带动一方经济发展,如果发展顺利,也可以发展成旅游景点。
NO3:陈光标: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2013年全国两会)
陈光标称,计划生育政策应该修改,没有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不应该生孩子,读过高中的可以生一胎,高中以上学历的生育应该放开。同时,对于一些偏远地区应该特殊对待,保障基本生育权。
NO4:老婆做家务须发工资(2010年全国两会)
全国政协委员张晓梅在2010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中提出“实行家务劳动工资化,切实保障女性权益”。为了保障女性权益,承认在家庭中的付出,张晓梅今年将提出“实施家务劳动工资化”的建议。这在于争取得到家务劳动所应该得到的工资,从而使人们承认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女性摆脱对男性的过重依赖;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可以根据其劳动的时间和强度、参考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以及配偶的收入等方面来提出补偿要求。
NO5:家庭破裂可以向“小三”索赔(2009年全国两会)
中共人大代表、复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院长马兰提出:“家庭破裂可以向‘小三’索赔。”
从现实生活上来说,当前非婚同居的现象还是大量存在的,社会也有大量的因非婚同居引发的纠纷,但因其不是法律调整范围,法院不予受理,又使得矛盾不能得到合理合法的解决,致使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了。因此,诉讼离婚中,无过错方有权向第三者提出赔偿,这既符合法理也符合情理,有利于遏制婚外性关系的发生和蔓延。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都涉及第三者的问题。显然,第三者和有过错的配偶一方共同侵犯了另一方的权利,也同样是为法律所禁止的违法或犯罪行为,理应共同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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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三学社提案《关于尽快更新人民币版本有效震慑腐败官员“巨额藏现”的建议(不公开)》,堪为2015年两会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提案。
NO7:看病难看病贵是误导(2009年全国两会)
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的副院长介绍,即便是在发达国家,长时间等待看病也是现实问题,非急症病人几个月看不上病的情况也大量存在。与国外相比,中国患者如果在当地就医并不算难。
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李玉峰委员也认为:“看病难看病贵”有多方面原因,高标准的需求是其因素之一。他说,医疗与其它商业服务不一样,买电器可以量入为出,但最穷困的病人也希望寻求最好医生的最佳治疗效果。这种心理预期的结果就是倾其所有看病,这对多数人来说,导致的就是费用难以承担。他指出:“什么叫基本医疗?什么是大病什么是小病,概念都要分清楚。现在概念模糊,不分条件地提‘看病难看病贵’是一种误导。”
天津金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登岗委员认为:“看病难”事实上是“看名院名医难”。中国有很多中小医院看病并不难,甚至医生在等待病人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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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民进山东省委主委栗甲建议,为应对金融危机,应将公务员的三成工资用消费券来代替。栗甲认为,把公务员的部分工资发成消费券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因为公务员的工资本来就是财政安排的,只不过现在以消费券的形式发放。“与其他职业相比,公务员受的冲击很小,很多公务员对金融危机没有亲身感受,没有危机感。”栗甲说,公务员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现在中央提出应对金融危机“出手要快,出拳要重”,没有危机感,公务员就行动缓慢,执行不力。所以,“必须让他们有切身的、直接的感受”。
NO9:建议发行千元大钞(2009年全国两会)
政协委员、广东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我建议发行千元大钞是为了节省人力,免得数钱都数半天。有人说我是为富人说话,其实我这么提,和贫富没有关系,有钱就用千元大钞,没钱就用百元钞票。在周边国家中,我们的币值是最小的,很多国家有千元的币种。大面额人民币有3大好处:一来人们钱包里的钱多,花钱的欲望就会比较强,会有购物的冲动,可以拉动内需;二来可以节省印钞票的纸张,对环保有很大好处;三是可以节省人力,包括钞票印刷、银行数钱、保安押运等方面的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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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迟夙生因每年提出卖淫合法化的建议,已经成了两会上的“名人”。从2003年开始,迟夙生就开始提出要让卖淫合法化。国家对于卖淫嫖娼的态度历来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但是改革开放的程度越高,出现的卖淫嫖娼的现象也就越多。
“当时提这个建议,主要是从防治艾滋病方面着手。”她说,“那个时候我经常给被杀害的卖淫女家属做被害人代理,也经常给杀了卖淫女的杀人犯做辩护。还有些艾滋病患者,他们因一次偶然的失足,染上了艾滋病,他们死亡之前的那种痛苦,并不是常人用语言所能表达的。那年我看到了卫生部公布的关于艾滋病的数字,感觉到确实需要规范。
她认为,卖淫只是道德方面的谴责,从法律上来说, 两个人进行性交易,没有伤害到其他人,为什么要视为犯罪呢?只是在卖淫层面,大家的道德判断十分明确,所以才以法律来实现这种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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