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某中级人民法院：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接受犯罪嫌疑人刘某母亲陈某的委托，指派智豪律师担任刘某涉嫌组织卖淫罪一案的辩护人。经过多次会见刘某，认真审阅卷宗材料，参加今天的法庭调查，辩护人现就本案提出如下法律意见，供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参酌：
一、刘某的行为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而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一）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其表现方式为两种形式：一是设置卖淫或者变相卖淫的场所，组织多个卖淫者进行卖淫活动，组织者从中渔利。二是没有固定场所，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实施组织卖淫活动。组织卖淫罪的犯罪形态体现为在直接故意的支配上，即采取积极的、作为的方式实施，而不是消极的、放任的形式。
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第一条：“以招募、雇佣、纠集等手段，管理或者控制他人卖淫，卖淫人员在三人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规定的“组织他人卖淫”。”
然而，刘某在本案中并未亲自参与组织卖淫，因为他没有参与筹建卖淫场所，没有去劳务市场招聘小姐，没有参与制定卖淫场的管理制度，没有实施殴打和管理卖淫小姐的行为，没有训练和调教卖淫小姐，更不支配和控制卖淫场所及其相关人员。一言以蔽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刘某直接参与了组织卖淫行为，而且在卖淫活动中也没有任何管理行为。
虽然组织卖淫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但是仍然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即必须是卖淫活动的组织者，是直接组织他人进行卖淫的主体，只有居于组织管理地位的人，才是组织卖淫的“组织者”。很显然，刘某作为一个对卖淫场所不具有任何支配性地位的行为人，根本不可能算得上是卖淫活动的组织者。关于此点，可以从多个层面得以证明：
1．刘某根本算不上卖淫场所的组织者。刘某介入卖淫团伙的时间较晚，并不是一开始就介入其中。就刘某在本案中的情形来看，他进入该组织之前，该组织已经顺利的在开展卖淫活动了。他并没有发展一家门店，也没有参与任何门店的谋划与布置。
2．刘某所从事的行为不是组织者的行为。就一般意义上的组织者来说，一定要有对卖淫活动的直接组织行为。但是，从多份讯问笔录中可以看到，刘某就是一个单纯的收账者，所从事的工作都是事务性的工作，而不是对该卖淫组织起到实质作用的组织者。
3．刘某不能行使组织者的决定权、支配权、管理权。刘某在该卖淫团伙中的地位非常一般，根本没有权力行使组织者的决定权与决策权，在该组织体中既不能对人进行组织安排、发号施令，对财物也无任何决定与支配力，必须听取肖某与金某的安排，甚至有时还要屈从其他人的支配与使唤。刘某虽然要收取卖淫收入并保管账目，但是，他对这些账目没有任何的自行支配权，每月参与的收账行为纯属于劳务性的事务，并不是对财物的支配与自由使用，对相关开支没有任何的自由处理权。
4．刘某所获利益与组织者身份严重不符。刘某的收入为八千元左右，除此之外，尽管给了一点点子钱，但是确实微乎其微。实际上，就是这点微不足道的提成比例，也正是组织者基于笼络人心而安排的。如果刘某是组织者，其收入相对于组织者的身份也极其不相称。很显然，如果刘某是该团伙的组织者，怎么可能每个月只得到这么一点点收入呢？事实，该卖淫场所的每天所得都是数万元，基于那些卖淫小姐的每月所得都要比刘某的收入高。
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由于刘某不是卖淫场所的组织者、所从事的行为不是组织者的行为、不能行使组织者的决定权、没有获得与组织者身份对待的利益，因而刘某根本不是卖淫团伙的组织者。而且，在卖淫小姐与卖淫团伙中，也没有人把他看成组织者，刘某自身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也“组织者”，因而，以“组织卖淫罪”对刘某进行指控明显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