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立案标准各地一样吗？律师讲清认定尺度

两个案件。一个在浙江，当事人称被人以虚构工程项目的名义骗走八万块，公安审查后认为属于民事合同违约，没刑事立案。另一个在西部某省，差不多的案情，涉案六万，证据链条完整，公安按合同诈骗立了案。

家属特别不解：都是合同纠纷引发的，为什么有的地方按刑事立案，有的地方不管？是不是各地立案标准不一样？

其实这里面有个很常见的认知误区：立案追诉的入门门槛全国是统一的，但量刑档次标准、执法尺度的把握，确实存在地区差异。

一、立案门槛全国统一，但量刑标准各地有差别

合同诈骗罪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很多人以为它的数额标准和普通诈骗一样各省自己定，其实不是。

首先说立案追诉标准，这是入罪的最低门槛，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规定：合同诈骗数额在二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这个标准是全国统一的，不存在有的地方一万、有的地方八千的情况，只要定性为合同诈骗、金额满两万，理论上都达到了立案门槛。

那差异到底在哪？在量刑档次上，也就是“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认定标准。

2011年“两高”出台的诈骗司法解释，针对的是《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普通诈骗罪，明确了三千到一万为数额较大、三万到十万为数额巨大、五十万以上为数额特别巨大，同时授权各省结合本地经济水平在幅度内确定具体标准。而合同诈骗罪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量刑数额司法解释，实务中多数省份在量刑数额档次上参照普通诈骗罪的标准逻辑，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水平制定本地的量刑档次标准；也有部分省份出台了专门规定，并不完全照搬普通诈骗。

简单说：能不能立案，全国看同一个门槛 —— 二万元；判三年以上还是十年以上，各地的数额线可能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数额巨大、特别巨大的标准更高，欠发达地区相对低一些，这是法律框架内的正常差异。

刚才说的浙江那个八万没立案的案子，根本不是金额不够 —— 八万早就远超二万元的立案线了，核心原因是办案机关认为案件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民事违约，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很多家属容易把“没立案”等同于“金额不够”，其实大多时候问题出在定性和证据上。

二、除了数额，定性和证据才是立案的关键

很多人总觉得“钱数够了就该立案”，其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合同诈骗罪能不能立案，数额只是基础门槛，更核心的是能不能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财物”。

这里张智勇律师还要澄清一点：普通诈骗罪里那些从严情节，比如诈骗弱势群体、公益款物之类，不能直接套到合同诈骗罪上。合同诈骗属于扰乱市场秩序类犯罪，情节考量更多围绕合同履约能力、资金用途、市场风险这些因素，和普通侵犯财产类的诈骗评价逻辑不一样。

反过来，哪怕金额够了二万元，如果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或者本质上就是普通的民事违约、经营风险，公安机关也不会立案。刑事立案的核心标准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不是只要有损失、有口头承诺没兑现，就都能算诈骗。

所以家属问“我们这边多少钱能立案”，我一般先不说数字，先问案情本身。数字是死的，定性才是活的，也是最容易产生分歧的地方。

三、为什么看似同样的案子，有的立有的不立

很多家属纠结“同案不同立”，觉得不公平。其实抛开个案证据差异，背后通常是这几个原因：

第一，涉案金额的认定口径不同。同样一笔钱，有的按合同总金额算，有的按被害人实际损失算，有的扣除了已归还部分。算法不一样，认定下来的涉案金额就不同，能不能踩到二万元的门槛、能不能上更高的量刑档次，结果自然不一样。

第二，民刑边界的执法把握不同。有的地区商业活跃，合同纠纷多，办案机关对刑事介入民事纠纷的尺度卡得严，只要有真实交易、有履约行为，就倾向于走民事途径。有的地区对这类犯罪打击力度大，证据基本到位就倾向于立案。这不是法律标准不统一，是执法裁量权范围内的正常差异。

第三，证据完备程度不同。有些案子被害人只拿着一张欠条就来报案，聊天记录丢了、履约过程说不清、对方身份都核实不了，证据链缺环太多，公安就算想立也没法往下查。而有些案子虚假合同、转账记录、沟通记录一应俱全，定性清晰，立案自然顺畅。

第四，罪名适用本身有争议。有些案子到底是合同诈骗、普通诈骗，还是民事欺诈、无权代理，本身就处于边界地带。不同办案人员对“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尺度不完全一致，就会出现处理结果的差异。

四、家属遇到这类事，别只盯着金额

遇到疑似合同诈骗的情况，家属不要上来就只问“当地立案标准是多少”。二万元的立案追诉门槛全国统一，纠结数字意义不大，更该做的是这几件事：

首先，完整固定证据。合同、付款凭证、聊天记录、通话录音、对方身份材料、履约过程中的往来文件，全部整理保存好。证据越完整，越方便办案机关判断案件性质，也越能避免被当成民事纠纷推掉。

其次，算清楚实际损失。哪些是合同项下的款项，哪些是其他往来款，哪些已经归还，自己先捋明白。金额算得越清晰，和律师、办案人员沟通效率就越高。

第三，别轻易下结论说“金额不够立不了案”。没立案大概率不是金额的问题，是定性或证据的问题。如果有证据证明对方虚构身份、虚构项目、收钱后转移挥霍失联，哪怕金额刚过二万元，也完全符合立案条件。

第四，如果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也有救济途径。可以依法向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复核，也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这些都是法律赋予的程序性权利，不要轻易放弃。

五、立案标准的地区差异，对辩护有什么影响

站在辩护的角度，这种地区差异同样重要，直接影响辩护策略的选择。

如果案件发生在经济发达地区，当地“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更高，涉案金额刚好卡在档次临界点附近，辩护人可以重点梳理金额认定问题，比如扣除已归还部分、剔除正常交易部分、排除重复计算，争取把金额降到更低的量刑档次。

如果案件发生在标准较低的地区，单纯打金额的空间就小了，就要更多从定性角度切入：到底是民事违约还是刑事诈骗？有没有非法占有目的？有没有虚构核心事实？证据链是否完整？

不同的司法环境，对应不同的辩护思路。这也是为什么同类案件在不同地方，辩护的侧重点往往不一样。

合同诈骗罪的立案标准，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

复杂在执法尺度和定性判断总有差异，简单在核心规则从来没变：能不能入罪，本质上就看三件事 —— 有没有在签订履行合同中虚构核心事实，有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涉案金额有没有达到法定门槛。

家属与其纠结“为什么别的地方立了我们这没立”，不如把精力花在整理证据、梳理事实上面。标准是人执行的，但证据和事实，才是决定案件走向的根本。

【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执业29年，2009年带领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完成全员刑事专业化转型。代理贵州省原副省长王晓光案（国家监委成立后001号案），云南省委原常委、省政协原副主席黄毅案，贵州省原副省长李再勇案，贵州省原政协副主席周建琨案4件省部级职务案，厅级数十件，各类受贿、行贿案上百件；并辩护代理了重庆不雅视频赵红霞案、四川交警开房丢枪案、云南鲁逸荣L置27个月案等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案件。亲办重大疑难职务、诈骗及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多人获无罪释放；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近万件。受聘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律所实行全部刑案集体讨论。著有《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