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袁某并非积极参与，袁某不是为了财物而参与。从袁某与张某的熟悉程度可以得知，张某不可能直接邀约袁某，也就是说，袁某不可能成为张某首选的帮手。从张某的直接邀约和直接联络的人可以得知，吴某和胡某属于各被告中号召力较强的人。从各被告进入房间的先后顺序、话语权等可以看出吴某、胡某二人属于领头及有决定权的人，李某某、袁某属于陪同与附和作用。
（五）从暴力程度来看，袁某的暴力程度较轻。本案中，所有被告人实施的暴力程度均较轻，各被告人均未使用任何工具，被害人身体也并未受伤。本案最先是吴某与被害人唐某发生肢体接触，吴某被唐某压倒床上，袁某是为了将吴某与被害人唐某拉开，出手打了被害人一拳，从参与的暴力程度来看，袁某的暴力程度明显较轻。
（六）从实行行为来看，取财行为并非袁某完成，相关证据能够显示是胡某趁乱将手机拿走，袁某系在离开后才知道胡某将手机拿走。
（七）从赃款的分配情况来看，是吴某、胡某、杨某某将手机拿去销售，并且赃款由吴某保管和分配。袁某并没有获得赃款。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袁某在本案中，作用地位较小，即便是没有袁某的参与，其他人也能够完成所有的犯罪行为。所以，辩护人认为应该认定袁某的从犯地位。
另外，不能因为分案处理而影响主从犯的区分。
如同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大连会议纪要》）。也即，即使共同犯罪人没有全部到案（或者到案后没有同案处理），能够区分、认定主从犯的情况下，应当依法认定主从犯。
共同犯罪认定主从犯的原理应当是一致的。本案中，吴某、胡某等人分案处理，但其作用地位明显高于袁某。不能因为吴某、胡某等人被分案处理就忽视袁某系从犯的这一事实。